刘楚昕：在真实和虚构中找到平衡点
《泥潭》，刘楚昕著，漓江出版社，2025年6月
记 者：刘老师好！读完《泥潭》，我的意外之处还是挺多的。《泥潭》的出版以及您本人的故事，已经成为了一个传播甚广的热点事件，但我们还是先从文本本身聊起吧。
最早看到书名时，我以为小说描写的会是一些当代人的情感纠葛，后来才得知是以辛亥革命为题材。尽管您在后记中写到，选择这一题材非常偶然，并且觉得应该“保持沉默”，但我还是想追问一下，当初是出于什么想法，让您决心去动笔处理这样一个相对复杂的题材？
刘楚昕：那时（大约是2013年）刚开始写小说，我的文学审美现在看来比较老派，觉得像雨果《悲惨世界》《九三年》那一类的小说波澜壮阔，非常具有“史诗感”（像后记中写的那样），于是我打算也创作一部有激烈戏剧冲突，尤其是涉及社会各个阶层的长篇小说，最终选定了辛亥革命时期。当然，随着审美的提高，原先的写法、主旨都被我抛弃了，唯独小说的“龙骨”保留下来，成为鸡肋一般难以处理的存在，让我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修改。现在想想，如果当时沉迷的是别的作家、别的小说，肯定会选择别的题材。
记 者：《泥潭》这个书名的寓意是什么？
刘楚昕：原先题目不叫《泥潭》。“泥潭”这个名字的灵感源自李劼人的小说《死水微澜》。他用“死水”比喻清末社会。我在重拟题目时打算也用一种类似“死水”的事物来比喻主人公的命运，最终由“挣扎”联想到“陷入泥淖”，脑中浮现出一匹马陷入淤泥一边嘶鸣一边挣扎的画面，于是选定了“泥潭”。同时，我在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感觉自身也陷入泥潭般的困境。无论是比喻写作本身抑或我的人生，这个名字也显得越来越贴切。
记 者：能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创作过程吗？前期做了哪些相关工作，创作期间是否遇到过比较大的困难，又是什么支撑着您坚持了下来？
刘楚昕：2013年大半年的时间我用来搜集资料，那时很多资料网上没有，都得去线下查证。2016年我完成了第一稿，之后到2017年第一次从头到尾修改，2017至2019年第二次修改，2021年第三次修改。2021年这一版完全颠覆了以前的结构，从50万字删至10万字，奠定了现在的雏形。接着中间可能又小改了几次，直到2024年最后一次大改后投稿。投入的时间越多，越是觉得不可能放弃，不然以前工作全部白费，这是让我无法接受的。
记 者：小说的主要叙事者实际上是四位（恒丰、关仲卿、马修德、楚卿），他们的身份和性格各异，但又有共通之处，有一种“局外人”的特质，既身在历史之中，又身在历史之外。对于这四位叙事者的选择，您有哪些考量？
刘楚昕：虽然改了很多版本，但几乎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主人公是那种“踌躇、自我怀疑的主体”。他们视角下的历史，更具有反思的深度，并且能带动读者跟着他们一起陷入怀疑中。恒丰和关仲卿是一组对照，分属两个阵营，是对立的视角。神父是一个“客观”的旁观者，楚卿是置身事外的人。现在看来，楚卿的部分应当删去，但这部分太完整了，我也很喜欢这个角色，觉得删掉很可惜，可是这也让结尾的部分显得不够好。
记 者：小说第一部分采用了很多先锋文学的创作手法，从中也能看到一些外国作品的影响。为什么会选择这种写法？
刘楚昕：我觉得先锋文学已经过去快40年了，这种写法已经不能算“先锋”。使用这些技法，一是有实验的打算，想试试看这么去写历史会有什么效果。二是关乎奖项的评审，因为漓江文学奖要求作品有探索性。
记 者：我想特别再提一下第三部分。作为整部小说的收束，这一部分由日记和书信串联而成，叙事者（马修德和楚卿）的讲述可以说是娓娓道来，用举重若轻的方式去表现历史与个人间的复杂关系。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什么？
刘楚昕：第三部分是对前两个部分的总结，以近乎超然的视角重审前两章。所以我将时间设定在20多年后，想塑造一种“时过境迁”的感觉，故意写得轻松一些（实际上带着淡淡的哀伤），让这两个人物的讲述有一种疏远感，从而获得某种客观性。
记 者：小说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在武汉。第三部分反复提到“叶落归根”，其中也包含您对故乡的情愫吗？福克纳用他的一系列作品打造了约克纳帕塔法世系，您对武汉的书写也会朝这个方向靠拢吗？
刘楚昕：没有。我不重视地域性。我更关注现代化、工业化过程中失去地域属性的人，以及他们的共同特征（病症）。地域恰恰是不重要的。现在城市中发生的很多事都不具备地域特性，是普遍发生的。
记 者：在您看来，一部好的历史小说应该具备哪些特质？
刘楚昕：既有真实感，又不能陷入真实中。小说本质上是虚构。失败的例子：蔡东藩的《二十四史演义》。成功的例子：《三国演义》。要在真实和虚构中找到平衡点。要找到一个古人和今人有共通感的地方（在我的小说中是死亡）。
记 者：获得漓江文学奖，包括《泥潭》的出版发行，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会有一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吗？
刘楚昕：意味着一个执念已经实现。就像叔本华说的“人生的钟摆”。欲求—欲求不到—痛苦—欲求到了—无聊。
记 者：下一步的写作计划是什么？是否会尝试创作更与当代生活相贴近的作品？
刘楚昕：是的，以后只会写当代题材，中国的当下应当由“我们”青年作家书写。我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第二代（“90后”），三十多年的人生中，先后经历了父母辈的下岗潮，社会高速发展，城市化浪潮，互联网的兴起，直播、短视频、消费主义，等等，形成了不同于前辈作家的独特的生命体验。尤其是中国的当下及未来数十年的前景，这是我们亲身经历、亲眼见证的，最适合由我们这一代人来书写，这是青年作家的使命。我个人更关注在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的混杂与冲击下，城市人的精神病症。不难发现，《泥潭》这部小说的两个主人公都具有某种精神病症。这也是我为下一部小说进行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