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者就是造园人”
张哲，1987年生于北京，小说见于《人民文学》《十月》等刊，有作品被《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小说集《共生的骨头》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共生的骨头》，张哲著，作家出版社，2023年3月
我的写作确实呈现出某种背道而驰的状态，两种风格会彼此怀念
王辉城：阿哲好，很高兴能有机会跟你对谈。大约是三年前，我在《十月》杂志读到你的短篇《观山海》，其中对母女关系细微的刻画，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我并不认识你，后来因工作的缘故，读了你一批小说，其中就有这篇《观山海》，记忆突然被唤醒，有种“冥冥中早就相遇”的奇妙感。此后，陆续读了你其他的小说，如《青云之半》等。这篇具有古典韵味的小说，让我想到了汪曾祺，以及老舍的《断魂枪》。在你的作品之中，我仿佛看到了两张面孔，一张擅长处理日常的、女性的、幽微的情绪与心理，一张又极为宁静致远，仿佛背负着梳理与传承传统文化责任。哪个更接近生活中的你？
张 哲：辉城好。你的观察非常敏锐，这两个都是生活中的我，一半一半。我的写作确实呈现出某种背道而驰的状态，但这完全是本能，沉湎于一种质感的文字中一段时间，我就要跳脱出来，有时候两种质感的小说同时写，天平的摇摆取决于最近读什么书，生活里为什么而苦恼，为什么而欢乐。说实话，两种风格会彼此怀念，写完一篇主题相对陌生的小说之后，我会格外思念贴着日常的写作，反之亦然，这种摇摆让我无论重新着眼于哪一篇，都有种回归之感，仿佛有一个久违的怀抱在等我，用普鲁斯特的话说——是“抱吻”。不过去年在一个公众号上我看到波拉尼奥针对短篇小说写作提出的一条建议便是，“当心两篇两篇地写是一种极大的诱惑……是危险的，而且中间还隐藏着那种爱情里难以应付的镜像游戏，会产生忧郁的倒影”，我想我可能已经陷入这种诱惑中了。
王辉城：当我看到你出生于北京时，我是感到惊讶的。因为从你的小说中，我很少看到北京作家的固有的影子，比如标志性的胡同，比如许多作家对北京话的运用，以至于让人忽视你的这个背景。但如果说你小说里，没有任何北京痕迹，又不尽然。怎么说呢？你笔下的北京，让我感到陌生，它不像是一个繁华的都市，更像是乡村。我想请你谈谈你眼中的北京，以及北京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张 哲：这种惊讶大概是因为北京早已成为了一个符号化的“北京”，如赵园老师在《北京：城与人》中所说，它“比任何其他中国城市抽象。它的文化性格对于无数人，早已作为先于他们经验的某种规定，以致它的形象被随岁月厚积起来的重重叠叠的经验描述所遮蔽而定型化了”，或者说“被赋予了确定意义”。然而北京的丰富就在于，它同时也“拒绝抽象，它似乎只能活在具体人的生动感觉中”。
论及我个人，在写作上，我没有刻意地追求“城市”的北京或者“乡村”的北京，我写的是我熟悉的，或者说是“之于我”的北京。北京是丰富的，不仅有城六区（之前是城八区），还有远郊区，有为众所知的国际化的一面，也有淳朴乡土的一面。上学的时候我身边的小孩子们经常自诩“郊区少年”，现在是“郊区中年”（笑）。
我出生的地方是燕山石化，也叫“石化区”，1987年，也就是我出生那年，燕山区与房山县实施“两撤一建”，合并成房山区，但因为地理上与房山区的老城关、良乡等地还是有些距离，再加上燕山本身就是因石化而建，所以它和房山区的其他地方还是略有不同。我小时候总是听说“燕化人”这三个字，上世纪80年代前后的燕山非常红火。逢年过节单位有各种福利，那时发东西叫发“劳保”，发鸡发兔子都是活的，很富足。燕山石化最初的历史要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中国在开发大庆、胜利两大油田之后，决定在北京建设一座大型炼油厂以解决华北地区的石油产品供应问题，选址一波三折，最后定在了一个叫栗园的地方，据说此地曾被金朝海陵王选为“万年吉地”，这个炼油厂全称叫“东方红炼油厂”，简称“东炼”，这就是燕山石化的历史源头。燕山石化在燕山山脉西山东南端，开车过杜家坎收费站再往西南走四十多分钟，差不多就到了。穿过一条两侧皆是厂区的马路，就到了燕山办事处，在车上就可以非常直观地望见燕山区就坐落在山脚下。其中一座我们叫它“猫耳山”，据说有登山者在那里失踪，所以我从没攀登过。然而，“山”是我几十年生活的背景板，它永远站在我取景器的一角。我也因此格外幸运，得以亲近土地，它塑造着我的审美，让我天然地靠近坚硬与粗粝。最近几年，我确实着力写了一批与山相关的小说，以京郊、以太行山脉作为我虚构的起点。
“北京这座城亲切地鼓励审美创造，不但经由自身的文化蕴蓄塑造出富于美感的心灵，而且自身俨若有着‘心灵’，对于创造者以其‘心灵’来感应和召唤；它永远古老而又恒久新鲜，同时是历史又是现实，有无穷的历史容量且不乏生机，诱使人们探究，却又永远无望穷尽……”北京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想到的就是那个意义深远的词：故乡。虽然我没有离乡万里，但短距离的迁徙还是有的，尤其是这几年，生活的重心完全转移到了城里，回郊区的机会很少，所以异乡人的漂泊之感其实我也有，也正是因为这种物理意义上的距离，让我想写一些与故乡有关的作品。
写作不是智识上的炫耀，而是生活自发的流溢
王辉城：除了小说家之外，你还是杂志的编辑。编辑是一个“为他人作嫁衣”的职业，我相信你在工作之中，会遇到许多稿子——既有糟糕的，肯定也有令你拍案叫绝、念念不忘的。甚至，有可能有些稿件的核心与素材，是你正在写的。因此，在我看来，编辑和作者的身份，是有内在冲突的（当然，并不明显），我想请你谈谈怎样对待编辑和作家这两种身份。
张 哲：其实这两种身份有一个很关键的共同点，即都是以阅读为基石的工种，无论是编辑还是写作，没有阅读这个前提都不会成立。找到其中的共性之后，我会更好地平衡。在我的心里，这两种身份并不冲突，反而是编辑先于写作者的身份，让我更早地进入文学现场。我同意你说的“为他人作嫁衣”，编辑的确是一份伟大的职业，它需要我成为一个无私且丰富的人，不仅是案牍工作，更多的是抱着赤子之心去寻觅，去掘宝，去采集火种，发现新的面孔，在稿件中如果可以遇到一位有潜质的、让人振奋的写作者，那种文字上的“遇见”其实和我自己创造是同等快乐的。相信每一个长期主义的读者都能体会到，文字上的“遇见”带给人心的巨大愉悦，比如马孔多的雨和黄蝴蝶，乌尔苏拉的糖果小动物时代，贡布雷随四季变化的气味和圣伊莱尔钟楼细巧的粉红色尖顶。
至于“有可能有些稿件的核心与素材，是我正在写的”，这个我并不担心。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到的，也是翻译界广为人知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其实小说写作也是如此，因为真正潜入到句子与句子、词与词的缠斗之中，让我绞尽脑汁的可能并非是宏观的素材，而是微观层面的字和词。
王辉城：最近，DeepSeek很火爆，我读过它一键生成的文本，质量已相当高了。比如，它模仿金庸、古龙的语言，几乎可以以假乱真。我们写下的文字，自不必说。AI兴起后，文科消亡潮的论调比比皆是。AI对你的写作，会带来压力吗？你认为，一名写作者，该如何跟越来越智能的AI竞争？
张 哲：说实话年初时面对突然甚嚣尘上的“文科消亡论”和DeepSeek的横空出世，我是有一点悲观，但我天生就是悲观主义者，所以我的悲观并不具有参考意义。然而就如同世纪末的晚钟永远最动人，论及夕阳也是罗曼蒂克的玫瑰色，被人喻为狼狗时间、逢魔时刻，所以互联网上针对文科消亡的预测、悲歌与悼亡反而让我更加珍惜作为人所具备的情感能力。普鲁斯特对于“小乐句”的定义其实也可以搬来定义人类的“情感能力”，即“我们将会死去，但我们有这些神奇的俘虏作为人质，它们将跟我们有同样的命运。死时有它们在，就不会这样痛苦，不会这样丢脸，也许不会这样肯定。”何谓人类的情感能力？DeepSeek条分缕析地给出答案：它被细化为情绪识别、情绪理解、情绪表达、情绪管理、共情、情绪运用等等。这个概念被拆解、被量化，然而把这个问题抛给人类，我们会给出千姿百态的答案，因为我们是从生活中辨认、捕捉它，找到对应之物。我想这就是人类与机器的不同，因为人类活着，而机器没有。
至于对我的写作，我觉得影响并不会太大，因为写作的初衷并非是竞争，文学不是知识，更不是信息，写作也不是智识上的炫耀，而是生活自发的流溢，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我不会认为AI将与我的写作抗衡，恰恰相反，我可能会去了解、学习它，希望它可以快一些成为充实自我的工具。
打开书就进入了一方移天缩地的世界，是无穷之门、无极之野
王辉城：在读《斯通纳》的时候，农学生斯通纳偶尔旁听了一位老师的文学课，有一瞬间他像是被光照耀住了，从此便认定了文学。这个场景，令我印象深刻。这让我想起，小学四年级时一次征文比赛，坐在窗台前构思着，傍晚的阳光穿过窗户，照射过来。文字像是带给自己超验的感受。你有过这样的超验时刻吗？你走上文学之路的契机是什么？哪位作家深刻地影响到你的创作？
张 哲：《斯通纳》也是我格外喜欢的作品，但如果说文学启蒙的书，可能算是卜伽丘的《十日谈》，那本书一直被我父母放在书柜的最上面一层，往往被搁置在书柜最上层的都是他们筛选之后觉得不适合小孩阅读的书目，我会等他们不在时，爬上书柜踮脚够下来，最开始就是“猎奇”，如果那本书没有那么精美，我可能至多翻翻又放回原位，但那本书是方平、王科一两位翻译家翻译的插图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出版，现在网上也能找到，极其华美丰赡，封面是彩版，内文有美妙绝伦的木刻插图，每幅图都能呆看上半天，打开书就进入了一方移天缩地的世界，是无穷之门、无极之野。
至于哪位作家深刻地影响我的创作，说实话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每一次阅读优秀的作品都是风暴式的洗礼，都是自我革新，面对这个问题，我会浮现出很多答案。论及最深刻的我会说是阿城，他的“三王”我已经记不清看了多少遍。第一次读的时候那种感觉我现在仍然记得，那是在始发于远郊的通勤城铁上，我挤在人群中间，逐字逐句地汲取，一点点进入那个早已远去的年代，随着阅读的深入，整个车厢逐渐安静了下来，唯一的声音是来自我心底的呼啸声，那是每一个字在我心里打下烙印的回音，我在那一刻恍然大悟：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那种体验可以理解为心理学家讲的“福流”状态，我想这可能接近于辉城所说的超验时刻，即一本书可以与人缔结成的最深远的联系。
王辉城：阿城也是我极为喜爱的作家。和你不同的是，我对“三王”系列的阅读并不多，阅读的最多的是笔记体的小说集《遍地风流》。它承袭了中国古典笔记的传统，用字又极为凝练、简洁。很多年前，我模仿这本书来学习遣词造句，来学习创作小说。在某种程度上，阿城的文字构建了我的文学审美与小说观念——我迄今对笔记小说仍充满热爱。你理想中的小说，是什么样的？你迄今创作过的作品，有抵达过理想状态的小说吗？
张 哲：我也有同感，某种意义上阿城的文字也构建了我的文学审美与小说观念。从读者的角度来谈，理想的短篇小说如同一座园林，一定是先由一道弱径引入园中，曲桥曲径，百转千回，里面别有洞天，奇石壁立，翠叶藏莺，由幽谧隐约到豁然开朗，等出了这个园子再回味，有一枕黄粱的感觉。写作者就是造园人。好的短篇小说，我想大概就是这样的阅读体验，会给人开悟的感觉，它某种程度上是和中国的园林艺术相通的，可以对照来看。
至于“我迄今创作过的作品，是否有抵达过理想状态的小说”，杜甫有诗云“一丘藏曲折，缓步有跻攀”，我在尽自己的力量一点点接近这种理想，身为写作者，在造园的过程中，一直是恍恍惚惚地摸索，有无数分岔的小径通往无数可能，“景因园异”，造园也是在造梦。
（王辉城系图书编辑、青年评论家）
